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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sdt充币教程(www.6allbet.com):杨家刚:清华竹简《厚父》与《尚书》篇目之对照

来源:潍坊新闻网 发布时间:2021-02-17 浏览次数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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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题目:杨家刚:清华竹简《厚父》与《尚书》篇目之对照

据刘国忠[1]先生先容,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伍)》将收入《厚父》、《封许之命》、《命训》、《殷高宗问于三寿》、《汤居汤丘》、《汤在啻门》六篇文献,而据李学勤[2]先生与程浩[3]等先容,《厚父》为《书》之佚篇,尝经孟子所引,谓之“《书》曰”。因斯辑不日将刊布,今仅就现在所见片语略论一二,权作引玉之砖,亦望识者不惜拍砖。

一、追述先王之对照与《厚父》时代

据李学勤先生《清华简又发现珍贵的〈尚书〉佚篇》[4]先容:

厚父在回覆询问时,回首了夏朝始建以来的历史,指出各代夏王都能敬奉天帝,“以庶民惟政之恭”,而到了他称之为“慝(意思是恶)王”的桀,竟然背弃先王的“典型”,“推翻厥德,沉湎于非彝(彝意为常道)”,终归消亡,这是历史的教训。[5]

与此相似,传世《尚书·无逸》篇纪录周公追述历代商王与周文王之行事,以警告成王“其监于兹”,一述夏王,二述商王,则二篇可相对照研究,为便论列,兹引《无逸》相关章节如下:

周公曰:“呜呼!我闻曰,昔在殷王中宗,严恭寅畏,天命自度,治民祗惧,不敢荒宁。肆中宗之享国,七十有五年。

“其在高宗,时旧劳于外,爰暨小人。作其即位,乃或亮阴,三年不言。其惟不言,言乃雍,不敢荒宁。嘉靖殷邦,至于小大,无时或怨。肆高宗之享国,五十有九年。

“其在祖甲,不义惟王,旧为小人。作其即位,爰知小人之依,能保惠于庶民,不敢侮鳏寡。肆祖甲之享国,三十有三年。

“自时厥后立王,生则逸。生则逸,不知稼穑之艰难,不闻小人之劳,惟耽乐之从。自时厥后,亦罔或克寿。或十年,或七八年,或五六年,或四三年。”

周公曰:“呜呼!厥亦惟我周太王、王季,克自抑畏。文王卑服,即康功田功。徽柔懿恭,怀保小民,惠鲜鳏寡。自朝至于日中昃,不遑暇食,用咸和万民。文王不敢盘于游田,以庶邦惟正之供。文王受命惟中身,厥享国五十年。” [6]

段玉裁《古文尚书撰异》[7],屈万里先生《汉石经尚书残字集证》卷二[8]与《尚书集释》[9],顾颉刚、刘起釪先生《尚书校释译论》[10]等依《隶释》卷十四所载汉石经碑残字校之,皆主张“祖甲”看成“太宗”,其章句居中宗句前,当从之。故周公所历述者,为商代太宗太甲、中宗祖乙[11]、高宗武丁三王,并以周文王论列。而周公于《尚书》其他篇章亦有追述商代先王之文句,然多加简括,较少史实。如《康诰》言:

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,绍闻衣德言。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,汝丕远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训。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。

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,用康乂民作求。

《酒诰》言:

在昔殷先哲王,迪畏天,显小民,经德秉哲。自成汤咸至于帝乙,成王畏相。惟御事厥棐有恭,不敢自暇自逸,矧曰其敢崇饮?

《梓材》言:

自古王若兹,监罔攸辟。

《多士》言:

我闻曰:'天主引逸。'有夏不适逸,则惟帝降格,向于时夏。弗克庸帝,大淫泆,有辞;惟时天罔念闻,厥惟废元命,降致罚。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,俊民甸四方。自成汤至于帝乙,罔不明德恤祀。亦惟天丕建,保乂有殷;殷王亦罔敢失帝,罔不配天,其泽。在今后嗣王,诞罔显于天,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?诞淫厥泆,罔顾于天显民祗。惟时天主不保,降若兹大丧。惟天不畀不明厥德;凡四方小大邦丧,罔非有辞于罚。

《多方》言:

周公曰:王若曰:“猷告尔四国多方,惟尔殷侯尹民。我惟大降尔命,尔罔不知。洪惟图天之命,弗永寅念于祀,惟帝降格于夏。有夏诞厥逸,不愿戚言于民,乃大淫昏,不克终日劝于帝之迪,乃尔攸闻。厥图帝之命,不克开于民之丽,乃大降罚,崇乱有夏。因甲于内乱,不克灵承于旅。罔丕惟进之恭,洪舒于民。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钦,劓割夏邑。天惟时求民主,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,刑殄有夏。惟天不畀纯,乃惟以尔多方之乂民不克永于多享。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,乃胥惟虐于民,至于百为,大不克开。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,代夏作民主。慎厥丽,乃劝。厥民刑,用劝。以至于帝乙,罔不明德慎罚,亦克用劝。要囚殄戮多罪,亦克用劝。释放无辜,亦克用劝。今至于尔辟,弗克以尔多方享天之命,呜呼!”

王若曰:“诰告尔多方,非天庸释有夏,非天庸释有殷。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,图天之命屑有辞。乃惟有夏图厥政,不集于享,天降时丧,有邦间之。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,图厥政不蠲烝,天惟降时丧。

此外,《召诰》云:

我不可不监于有夏,亦不可不监于有殷。我不敢知曰,有夏服天命,惟有历年;我不敢知曰,不其延。惟不敬厥德,乃早坠厥命。我不敢知曰,有殷受天命,惟有历年;我不敢知曰,不其延。惟不敬厥德,乃早坠厥命。

可见诸篇之中,以《无逸》所述尤翔实,而《厚父》体例与之近似。其所异者,诸篇多言“天”,言“帝”,言“命”,至观《无逸》通篇,言“人”,言“民”,仅一处言“天”,曰“乃非民攸训,非天攸若,时人丕则有愆”,而据李先生文章先容,“厚父在回覆询问时,回首了夏朝始建以来的历史,指出各代夏王都能敬奉天帝”,同时,篇中有关于“天命”之叙述[12],程浩文章转引赵平安先生所引简文有:

“帝亦弗恐启之经德少”;

咎繇“兹咸有神,能格于上”;

夏之慝王不若先哲王能“知天之畏”,因此“乃坠厥命”;

王说厚父的高祖“克宪皇天之政功”。[13]

可见《厚父》言“天”,言“帝”,言“命”等,其头脑更近于《康诰》、《酒诰》、《梓材》、《召诰》、《多士》 、《多方》诸篇,而与《无逸》稍异。仅就天命看法而言,《厚父》之著作时代当早于《无逸》。

顾颉刚先生尝将梅献本《古文尚书》与《今文尚书》响应之二十八篇(即学界通称“《今文尚书》”)分为三组,以《康诰》、《酒诰》 、《梓材》、《召诰》、《多士》、《多方》诸篇属第一组(十三篇),言:“这一组,在头脑上,在文字上,都可信为真。”而以《无逸》属第二组(十二篇),言:“这一组,有的是文体平顺,不似古文,有的是人治看法很重,不似那时的头脑。这或者是后世的伪作,或者是史官的追记,或者是真古文经由翻译,均说不定。不外决是东周间的作品。” [14]刘起釪先生于《尚书校释译论·无逸》篇论其时代当在《国语》之前,然“于传习中迭经转述” [15]。今观《厚父》之文辞与头脑,当与《康诰》、《酒诰》、《梓材》、《召诰》、《多士》、《多方》诸篇相近。

同时,李先生文章言此篇曾为孟子所引,见于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,言:“《书》曰:'天降下民,作之君,作之师,惟曰其助天主宠之。四方有罪无罪,惟我在,天下曷敢有越厥志?'” [16]而《厚父》简文作“古天降下民,设万邦,作之君,作之师,惟曰其助天主 下民。”无论“宠”民或“ 下民”,皆曰“助天主”,而其先又言“天”,可见天命看法浓重。

《孟子》引文将“ ”字误读为“宠”字,适可反证《厚父》天命看法之重。如李学勤先生所注,“ ”者,治也,而《孟子》引文作“宠”字亦通,言“宠之”者,如依《厚文》简文之对文,当为“宠下民”之省,“宠”者,幸也,梅赜献本《尚书·泰誓》相关文句之传云“宠绥四方,言当能助宠安天下”,可为助解。既曰“宠之”,则以民为重,谓天宠下民而天意在民也,如《左传·桓公六年》季梁谓随侯曰:“夫民,神之主也,是以圣王先成民尔后致力于神。”[晋]杜预注云:“言鬼神之情,依民而行。” [17]又《左传·僖公十九年》载司马子鱼曰:“古者六畜不相为用,小事不用大牲,而况敢用人乎?祭祀,以为人也。民,神之主也。用人,其谁飨之?” [18]又《左传·襄公十八年》载中行献子祷曰:“齐环怙恃其险,负其众庶,弃好背盟,陵虐神主。”[晋]杜预注云:“神主,民也。谓数伐鲁,残民人。” [19]可见纵然《孟子》引文已偏离其本义,而于战国重民看法盛行之后,将“ ”字误读为“宠”字,孟子本人并无疑义,反适可为其仁政主张所用,以证前文“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”之语,顺理成章。而《厚父》以“天降下民,设万邦,作之君,作之师,惟曰其助天主 下民”者,其看法较《孟子》引文更为古朴。

此外,《厚父》所论为夏事,而“厚父的先祖曾服事禹、启,可知他是夏朝世臣的后裔” [20],故其所论当以其先代口传史迹为依托,此亦可由《礼记·表记》所云证之,《表记》云:

子曰:“夏道尊命,事鬼敬神而远之,近人而忠焉,先禄尔后威,先赏尔后罚,亲而不尊;其民之敝:蠢而愚,乔而野,朴而不文。殷人尊神,率民以事神,先鬼尔后礼,先罚尔后赏,尊而不亲;其民之蔽:荡而不静,胜而无耻。周人尊礼尚施,事鬼敬神而远之,近人而忠焉,其赏罚用爵列,亲而不尊;其民之敝:利而巧,文而不惭,贼而蔽。”

可见周人看法中夏代之风貌,而《厚父》天命看法当有先代之渊源。

即便《厚父》篇天命看法较重,因其为厚父追述先代,故已有厚父之时代印记在焉,此由《厚父》之重民、敬德看法可见。如李先生文章先容:

篇中有关“天命”“德”“民”等叙述,与传世《尚书》中《周书》各篇的头脑类似。稀奇突出的,是《厚父》强调了“民心”。简文以为“民心难测”,民心的向背,关键在于“司民”者即君长官员们能否“勤学明德”。实在“民心”本来是好的,蕴藏着先天的“德”,“如玉之在石,如丹之在朱”,有待“司民”者去指导启示。这种富于哲学意味的看法,与厥后儒家的性善论显然有呼应之处。[21]

又如程浩文章先容:

由于《厚父》篇的主旨为王向厚父讨教前文人之明德,因此该篇充斥着那时盛行的一些统治头脑与治国理念。简文开篇说“帝亦弗恐启之经德少”,厚父在与王的对话中也是先追忆了夏之慝王“推翻厥德”导致“亡厥邦”,尔后王又赞美厚父的祖先能够“虔秉厥德”。可见在那时存在着浓郁的“敬德”头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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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见本篇之条件即为“王”依自己之明白“向厚父讨教前文人之明德”,今后“王又赞美厚父的祖先能够'虔秉厥德'”,故篇中之“王”于接纳厚父所追述之夏代史迹之时已然先入为主,以“德”之看法接纳并评价夏代史事,可见其对话靠山即为重民、敬德看法盛行之后,而此类看法为商周鼎革之后周人所盛道者。

此外,《厚父》言“以庶民惟政之恭”,以论夏王,《无逸》言“以庶邦惟正之供”,以论文王,又言“以万民惟正之供”以戒后王。而《无逸》之“以庶邦惟正之供”,《国语·楚语上》引作“惟政之恭”,《后汉书·郅恽传》注引作“ 万人惟政之共”,可见与《厚父》之“以庶民惟政之恭”相通,而一论文王,一论夏王,亦可见其言辞之相近,以及于那时语境下二者于敬德看法中形象之相近。又因厚父是以那时言辞追述夏代史事,故《厚父》之语言时代当与《无逸》相近。

渊源于夏代之《甘誓》亦见有“恭”字用于政事,曰“今予惟恭行天之罚”,与《厚父》所言“以庶民惟政之恭”相较,则前者天命看法浓重,后者敬德看法显明,可见其与《甘誓》言辞之异处。

李先生文章言,凭据《厚父》篇简文,“厚父的先祖曾服事禹、启,可知他是夏朝世臣的后裔。至于问政于厚父的王应该是商汤照样周武王尚待研究” [22],而程浩《清华简〈厚父〉“周书”说》[23]连系治国理念等方面已论此篇当为周代文献,笔者以为于此未见整理讲述之时,其说可从。

程浩文章又疑《厚父》为武王与厚父对话,今仅就其天命头脑而论,《厚父》文本时代当早于《无逸》,至于篇中之“王”为武王或成王抑或周公代宣成王命,以及其时代较《康诰》、《酒诰》、《梓材》、《召诰》、《多士》、《多方》诸篇之先后,尚待整理讲述刊布始得进一步探研。

二、夏殷之鉴与周代改述

夏殷之鉴为周初统治者于吸收夏殷消亡教训基础上所提出之新命题,故上古文籍中每多见称道。如《诗经·风雅·荡》云:“殷鉴不远,在夏后之世。”《尚书·召诰》云:“我不可不监于有夏,亦不可不监于有殷。我不敢知曰,有夏服天命,惟有历年;我不敢知曰,不其延。惟不敬厥德,乃早坠厥命。我不敢知曰,有殷受天命,惟有历年;我不敢知曰,不其延。惟不敬厥德,乃早坠厥命。”

就传世文籍而观,殷鉴质料众而夏鉴质料鲜少,今《厚父》篇出,虽为厚父追述夏之史事,然其目的并非陈述史迹,实则为篇中之“王”表述历史经验,故可为夏鉴之主要质料,亦可证《尚书·召诰》所云“我不可不监于有夏,亦不可不监于有殷”之信而有征。

然即便云云,《厚父》作为夏鉴之质料亦绝非夏代历史之纯粹表述,而有周代影响之痕迹在焉。如李先生先容:

厚父在回覆询问时,回首了夏朝始建以来的历史,指出各代夏王都能敬奉天帝,“以庶民惟政之恭”,而到了他称之为“慝(意思是恶)王”的桀,竟然背弃先王的“典型”,“推翻厥德,沉湎于非彝(彝意为常道)”,终归消亡,这是历史的教训。[24]

如众所知,夏代诸王,绝非仅夏桀一人背弃先王“典型”,“推翻厥德,沉湎于非彝”,最著者如太康失邦,五子而歌,又如“孔甲乱夏,九世而殒”,即便开代君主,如夏启者,其历史形象亦绝非纯粹圣王形象。如《墨子·非乐上》引《武观》(段玉裁《古文尚书撰异》以为即《五子之歌》),而云:“于武观曰:'启乃淫溢康乐,野于饮食。'”又如《甘誓》(《墨子》以为《禹誓》)云:“用命,赏于祖;弗用命,戮于社。予则孥戮汝。”则为强权榨取之君主形象,似更近于史实。

而《厚父》篇中之“王”基于敬德看法“向厚父讨教前文人之明德”,又赞美厚父的祖先能够“虔秉厥德” [25],云云,篇中之“王”所接纳之夏代史事一定有那时“敬德”头脑之烙印,可见时代看法对前代历史表述之影响。

就《尚书·周书》诸篇所追述殷商先王而论,由甲骨文可见,殷商鬼神崇敬盛行,略如《礼记·表记》所云“殷人尊神,率民以事神,先鬼尔后礼,先罚尔后赏,尊而不亲;其民之蔽:荡而不静,胜而无耻”,然周公所追述之殷商先哲王,如《康诰》、《酒诰》、《梓材》、《多士》、《多方》诸篇,除敬事上天之外,率皆如《多方》所言“乃惟成汤……以至于帝乙,罔不明德慎罚”,“明德慎罚”已是周代看法,而诸王并无鬼神崇敬之气象。

同时,如周公一再所称述之殷商先王,刘起釪先生于《尚书校释译论·无逸》篇论曰:

何以这篇同样是周公的话,而殷的贤王只缩成了太宗、中宗、高宗三位,其余的连同帝乙在内,竟都成了“生则逸,不知稼穑之艰难,不闻小人之劳,惟耽乐之从”的人呢?这可见本篇文字与周公原语不一致。[26]

可见周代看法对殷商历史之革新。

故周代一面以夏殷之亡引为镜鉴,并以其纯粹历史客体作为追述工具与叙述基础,另一面又吸收行使并迭加革新,以革新后之看法作为历史依据以戒勉今世,故其历史事实已无关紧要,尤其显示为重点突出某一人或几人之盛德或元恶,如《厚父》之咎繇、启与慝王,或《酒诰》、《多士》等篇之成汤,或《无逸》篇之殷代三宗,从而成为看法史之质料,以更便于接纳、称述与熟悉先代史,而此与《尚书·尧典》对尧舜史事之革新相近。究其因,一则为周初统治者依托其话语权之自动革新,二则为周代“敬德保民”看法盛行之后,人之历史看法不自觉受其影响,从而重构先代之史,前者如周公、召公,后者如厚父其人与《无逸》文本之革新。

而正因周代有周公、召公、微子、厚父等贤臣省思夏商之亡由,周代始由夏商天命鬼神之看法发展出重民敬德之政治传统,并将重心移向后者,“以庶民惟政之恭”,以保惠于民,夏商之“天”或“天主”仅成为“受命”、“保民”之法理泉源。基于此政治传统,周之基业始得稳固。而“以史为鉴”者,殆为恒远之命题。

[1] 据刘国忠先生2014年11月7日于邯郸学院所作学术讲述《清华简整理与研究》。

[2] 李学勤:《清华简又发现珍贵的〈尚书〉佚篇》,《中国教育报》2014年7月18日。

[3] 程浩:《清华简〈厚父〉“周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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